史沫特莱:全力支持中国抗战的美国女记者

1928年底,史沫特莱受共产国际指派,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从苏联取道来到中国东北。在东北停留了三个月后,她一路南下,经天津、北平、南京,于1929年5月抵达上海。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先后参与了《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两份刊物的创办和编辑。在《中国论坛》上,她向国际社会大力宣传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和中国的领导,声讨的反动统治和血腥屠杀;在《中国呼声》上,她极力宣传中国各地、各界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谴责帝国主义入侵和法西斯主义的残暴行为。与此同时,她还积极参与共产国际和地下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为李德、牛兰夫妇、佐尔格等共产国际驻上海工作人员提供帮助,掩护陈云、周建屏、陈赓、刘鼎、陈翰笙等地下党员和红军干部开展工作。在她周围,聚集了一群具有进步思想的外国人。通过她的努力,艾黎、马海德等外国友人转变了思想,积极投身中国革命洪流之中。也正是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她完成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著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身患流行性感冒的史沫特莱不顾病痛,积极投入到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采访和报道中。她及时采访了杨虎城、张学良和红军代表,了解他们的目的和主张,就此赶写了十几篇文章。由于政府的严密封锁,稿件无法邮递。为让国内外民众及时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张学良委托史沫特莱主持以英、德两种语言播报的、每天40分钟的对外广播。史沫特莱的详尽报道,使国际、国内各界民众,对西安事变的起因和过程有了清晰认识,击碎了南京广播电台捏造的“红军洗劫全城”“张学良遭到刺杀”“张学良要求赎金8000万元”等各种谣言。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成为中央进驻延安后,第一个访问延安的外国女性。8个月时间的停留,使战斗、生活在延安的广大军民,在她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的延安,藏书的匮乏是困扰人们工作、学习的一个大问题,许多从前线回来的指战员和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都急需大量的书籍来充实提高自己。史沫特莱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即申请担任延安鲁迅图书馆外文部的管理员,委托上海、北平的朋友寄来大量的反法西斯宣传品和读物。经过她的不懈努力,2个月后,外文部拥有了英、俄、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的刊物,藏书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年5月,史沫特莱又参与了位于延安凤凰山东侧半山腰的中山图书馆筹建工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先进军事战略战术的传播开辟了通道。

当时的延安,文艺活动较为简单,整体生活基调也由于战争而较为严肃单调。、朱德等领导人为改善现有的生活气氛,希望史沫特莱介绍一种西方的娱乐活动。史沫特莱建议推广交际舞。尽管跳交际舞的活动在开展初期受到了比较多的反对,但由于人的接纳和实践,这项活动渐渐在延安风靡了起来,每逢周末,几乎所有的机关和学校都举办舞会。虽然是舞会,但参加跳舞的人的服装打扮都是清一色的灰色土布衣,穿着草鞋,没有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

除此之外,史沫特莱还在延安开展了灭鼠运动和传播节育知识活动,但由于当时的经济水平较为落后,这些举措未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相比之下,她为延安所进行的宣传和报道在国际上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到达延安第一天的晚上,史沫特莱就在美国医生马海德的陪同下拜访了朱德。当时,在政府和国外的报纸上,朱德曾被贴上“头子”“”“杀人犯”“强盗”等各式各样污蔑性的标签,史沫特莱也曾因此认为他是一个暴躁的人。然而,在交流的过程中,朱德身上所体现出的朴实和蔼和果敢刚毅深深吸引了她。从3月至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她每个星期都用两三个晚上的时间采访朱德,为了全方位了解这位“红军之父”,她还去听朱德在“抗大”的讲课,看他和战士们打篮球、洗菜、做饭,同他一起观看电影。这些详尽细致的采访工作,为其后出版的《伟大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使世界人民得以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红军总司令形象。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使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政府依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较为严格的封锁,其中也包括禁止外国人进入边区。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史沫特莱,在为边区民主的气氛感到欣喜的同时,也为外界不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而感到担忧。在她的呼吁和奔走下,记者厄尔·利夫、《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希恩、《美亚》杂志的编辑欧文·拉铁摩尔等十余名外国记者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来到了延安,采访记录了红军领袖、红军战士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况,使民主、积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延安,真实地呈现在国际视野中。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抗日战场作战,而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继续在南方开展敌后斗争。1937年9月7日,史沫特莱离开延安,于10月初进入太原,开始了长达4年、辗转大江南北的战地记者生涯。

在与八路军战士们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的日子里,史沫特莱逐渐对八路军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白天,她借随部队行动之机,采访、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晚上,则整理文稿进行写作。令她惊讶的是,部队所到之处都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战士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仗、训练之余经常帮老乡们除草种田,或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史沫特莱深受感染,也时常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她把自己的这些所见所闻写成报道,在《密勒氏评论报》刊登,详尽描述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由于医疗物资极其缺乏、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伤员死亡率一直处于高位。“谁要是没有看见今天山西这成千上万的伤员,他也就无法理解这些药品和绷带有多么珍贵。我们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说,药品不够,绷带缺少,没有医生,难见到护士。”伤员救治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使史沫特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使她在外国报纸上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医疗现状进行了大量报道,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开展医疗援助。采访之余,她不仅经常参与伤员的救助工作,而且还亲自到附近的教会医院为八路军采购、运送医疗物品。在她的呼吁和努力下,不仅国内的中国红十字会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了援助,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印度医疗队等国际援华医疗队也相继来到了中国,这其中就有著名的白求恩大夫、琼·尤恩护士和柯棣华医生。同时,史沫特莱还在英、美使馆人员和高级官员中间开展募集活动,在她的奔走下,英、美使馆不少人都曾应她的要求提供捐款,甚至连一直敌视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破例为山西的农民游击队捐出了一大笔款项。

1940年初,积劳成疾的史沫特莱不得不离开前线,前往重庆治病,其后又借道香港返美。返回美国以后,她不顾自己的病况,奔走于美国各地进行宣讲,号召美国民众支援中国抗战,并把自己演讲的收入全部都邮寄到了中国。后来,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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